这种考量不具有整体的确定性，不像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样可以准确排列，考量不能脱离个案中的情形，不能匆忙草率地确定某种价值的绝对优先地位，而是要让相互冲突的价值都能发挥最佳的功效，通过充分对比冲突价值在具体情境中各自的权重，而使所有的价值都能获得最妥善的衡平。
而权力失范有赖外部监督以敦促国家权力运作的规范性，从而实现国家治理规范化。一方面，分类治理、精准治理的需求呼唤立法的精细化，提高立法在功能分化社会的适应性与针对性。
因此，人大系统必须积极作为，主动深入社会实践。人大代表无法充分联系人民群众，自然无法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包容多元利益诉求。其中专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正是适应社会功能分化所提出的制度建设要求。通过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结构，使人大代表结构尽可能地涵盖不同利益群体，才能使系统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获得进入政治系统的平等机会，平衡利益分化下的社会系统的不平衡性。概言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议功能、决策功能、联系群众功能等与国家治理所秉持的民主价值耦合，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构成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方向。
在参与型进路之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会重视提高人民群众在人大代表选举活动中的参与性。例如，社会治理领域的法律覆盖率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治理灰色地带以及新兴产业规制等新领域、新现象、新问题都存在立法缺口。与1978年宪法比较，1982年宪法将环境和自然资源修改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并且增加了植树造林的规定。
再次，环境宪法设定了具体标准来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其次，环境宪法是公民所有相关环境权利的保证书。[65]我国环境宪法是国家任务导向下的国家义务型法规范，生态环保主要是国家义务，通过公权力机构的义务履行来达成国家任务。宪法认同的本质在于寻求宪法的价值导向与公民的普遍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的某种契合，要寻求这种契合，公民教育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同时，国家也有义务持续不断地改善环境质量。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以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与能源危机之间的矛盾为开端，面对工业化的风险与社会急遽的变迁，政府不得不对社会需求的认知进行更新。
最后，环境宪法对全国人民具有教育意义。源于立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环保规定并未是事实上对环境与人类命运的关心，基本是应景之作，甚至不能被视为宣示性的宪法文本设计，但是对于环境保护的历史来说却具有意义。虽然行政机构的作用特殊，但是并不意味着行政机构具有全部的决定力。2018年宪法修改，以生态文明国家任务与和谐美丽国家目标统领生态环保宪法体系，形成环境宪法，这既是认识论上的自觉与宪法法理的逻辑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的转变。
另一方面，行政机构通过授权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限。纵观环境保护与环境运动的历史，国家是诉求的主要对象，各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将对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大规模环境政策和行动，承担最大的责任。[12]〔英〕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欧阳景根、尹冬华、孙云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因此，从立法目的解释的视角，国家环境义务的履行是为了公民环境权利的实现，如果从经验与事实解释的角度出发，国家义务可能比环境权模式在保护相关环境权利方面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好。
[1]这意味着，国家是一种工具化的框架与符号，是基于契约来保护人们天赋权利的工具。立于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确保当代和未来拥有一个良好与健康的环境，对一切危害环境与人类生存的行为都应当进行规制。
[3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25-131页。国家任务是国家权力于客观法上的宪法义务，宪法的价值追求在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无论是从条款本身的文本设计，还是从其周边条款来看，总纲中的环境事务规定目地在于通过国家义务的进路来实现序言中的国家任务。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任务与实现和谐美丽的国家目标将会对公权力作出严格的宪法约束，回应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切。因此，司法机构的作用便会凸显出来。随着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项根本性与基础性的国家任务注释: [1]吴玉军：《自由主义国家认同观及其困境》，《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第87页。立法者不应只局限于立宪者原来的标准，而是必须依照立法时代社会的演变，主、客观需要的增长，而做充实。
[16]这是国家任务对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性要求。[14]制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美国宪法序言只有一句话，即是明示制宪目的：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本条是纯粹的环境保护条款，其括性更强，它设定了国家在一般的意义上应该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负责，其具体内容则通过对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防治来完成。从国家任务的宪法变迁开始，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我国的发展模式已发生重大转变。
而瑞典实用主义的环境法典对我国较具借鉴意义，它是一种框架式的法典化，具有开放性，整合与修正了既有的环境法律法规，实现了环境立法的现代化。本款也是属于综合性的环保规定。
源于立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环保规定并未是事实上对环境与人类命运的关心，基本是应景之作，甚至不能被视为宣示性的宪法文本设计，但是对于环境保护的历史来说却具有意义。[2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年第4期，第8页。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位阶上并非基本法，与部门属性的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等同属普遍法律，尽管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但具有适用上的困难。[50]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2页。
[11]因此，即使在环境国家中，环境事务也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权利项是美国宪法的基础与支柱，通过权利的制衡，以完成国家治理的任务，拯救了当时处于分裂与危机中的新国家。
[45]宪法对国家任务所作的调整，正是反映了这种多元化的任务进路，并致力实现。无论是从条款本身的文本设计，还是从其周边条款来看，总纲中的环境事务规定目地在于通过国家义务的进路来实现序言中的国家任务。
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体系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当前，我国环境立法已经由以数量和内容填补空白的起步阶段，步入了实现立法体系科学化的发展阶段。(一)环境宪法精神与环境宪法发展 传统宪法以及宪制是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法理基础塑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以及生态的价值因此被忽视了，宪法规范的缺位致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形愈演愈烈。
基本权利是宪法最核心的内容，虽然规定的形式可能各异，随着权利扩张及权利体系的庞大，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规定不断丰富。随着我国宪法由斗争型宪法向建设型宪法的转变[36]，环境事务在八二宪法中也得到了扩充，由七八宪法中与经济发展并列的一款扩充为三条，并且对保护的内容与对象进行了更加具体化的规定。[52](台湾地区)林明锵：《论基本国策：以环境基本国策为中心》，载《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地区)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496页。[51]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采取了国家义务的方式，而非环境权的方式，并且是在国家任务导向下的国家义务宪法制度安排。
[31]吕忠梅：《中国民法典的绿色需求及功能实现》，《法律科学》2018年第6期，第106页。20世纪90年代后期，环境事务入宪则是认识论不断深化基础上的宪法自觉。
在多元主义的社会里，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36]周永坤：《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页。
宪法序言具有宪法约束力，虽然不是规范的制度体系，但国家与社会生活不能偏离宪法序言对国家任务的设定，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务必要注意到国家任务的转变，在涉及发展的问题时，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都会使决策应有不同于以往的考虑，在国家目标的追求上，富强不是惟一的方向，应同时兼顾到和谐美丽的目标。此时，不作为就是国家保护义务之怠惰及不足。
